1、1931-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

1931年7月，日本以中朝农民民事纠纷为由制造“万宝山事件”和“朝鲜排华惨案”，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。两个月后，日本关东军策划了“柳条湖事件”，并依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，占领沈阳，制造了震撼中外的“九？一八”事变。事变发生后，国民政府对日采取“军事上不抵抗”[1]156方案。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，全国各界飞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，强烈抗议日本侵略行径，需要中央政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伴随反日情绪空前高涨，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，各地的反日通电也如漫天雪花般飞舞，到1931年底，仅《申报》一家报纸就发表抗日通电宣言500多份[2]23-24，各地纷纷成立各种抵货组织，爆发来势汹汹的抵制日货运动。

2、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

抵制日货运动旨在通过不交易日货、烧毁日本产品、拒绝装卸日本货物、不受雇于日人、断绝与日本银行来往、国人拒乘日轮、货物拒用日船装运等方法，达到减轻乃至消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目的。从短期经济成效来看，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，抵制日货运动效果显著。

（一）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

抵制日货与倡导国货相伴而生，“大家要彻底的排斥劣货决不可尽靠西货，非自己努力制造国货替代不可”。因此国人在抵制日货的同时，采取各种办法积极振兴国货，使国货得到厚爱，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进步。同时为抢占日本工厂在华的市场份额，满足市场多元化需要，国货厂商争先改进技术，提升劳动生产率，增强国货竞争优势，从而激起本国商品技术改革。“抵货之道，自当搜求国内自制代用品及积极研究自制材料，如酸、酒精、硫磺等”[3]362。通过自主研发、改良商品、提升效率，1930-1933年国内部分材料产量均得到大幅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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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制日货会使市场日货提供降低，其商品价格“泡沫”将破灭，进而引发市场相同种类商品价格总体降低。对买家而言，在买家对产品的评价维持不变的状况下，买家购买产品时所愿支付的价格与实质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将扩大，从而带来买家剩余的增加和扩大，提升买家的经济福利。

（二）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

在经济进步水平较低的中国，抵制日货运动在大幅降低日货对华输入，促进民族工业进步的同时，日本各界也采取“反抵制”方案，对国内经济进步带来一些附带影响。

1.华货出口数目减少

抵制日货运动不只对日货输华导致巨大影响，同时也影响到华货输日。
1930年华货出口日本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4.20%，1931年出现短暂上升，达到29.13%，但1932年急剧降低近9%，到1933年更是降低到15.65%[4]52。同时，不少中国出口日本的原材料的出口量也遭到大幅下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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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关税收入降低

自1913年日本超越英国，成为国内对外贸易第一进口国后，日本一直占据着国内对外贸易的第一位。
1930年日货输华占国内入口贸易的24.98%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民众的抵制运动对中日贸易导致严重干扰，当年日货进口降低到18.48%，次年降低到14.21%，1933年日货进口比率更是降低到9.88%，日货进入中国数目急剧降低[5]1072，国家关税收入也随之降低。

抵制日货运动对在华日资工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以棉纺织业为例，1930年日本在华建厂43个，总投资约1.3亿，“九一八”之后，这类工厂相继陷入停滞。伴随日本公司舍弃国内市场，包含有关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的征收随之降低。

其次《中日关税协定》签订，对中国进口日货的部分商品有明确规定：在一年至三年内不可以改变现有税率。而这部分商品在日货进口中占据了大约30%左右，其中大多是棉纺织物和海商品。其他可以提升进口税的货物大多是中国民族工业园不可以独立生产，或者商品水平达不到需要的类型[6]（P408）。该协议的签订，明显限制了国内有竞争优势产品的生产，使国内进口税收降低。

3.对民族经济导致偏激行为

抵制日货运动中，国人对专门经营日货的中国企业多采取焚烧、强砸、扣留、捣毁等方法，使很多企业损失极其严重。以反日会扣留封存日货为例，焚烧、扣留、封存的日货大都是中国商人已经付过金额的货物，这类货物已经完全归属中国商人所有，毁坏这类货物势必损毁了中国商人的利益。同时，不许日本货物在国内市场流通，对中国商业环境产生某种程度不利影响。

3、抵制日货的经济成效评估

从日本出口货物额剖析，1930年日本出口额1470百万日元，其中出口中国贸易额387551千日元，占日货总出口额的2.64%。到1935年，日本出口额2499百万日元，其中出口中国贸易额575103千日元[7]325，也就是说，日本对华输出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是2.3%，相比降幅仅有0.34%。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经济影响微乎其微。

从中国进口货物额剖析，“假定1929年中国进口贸易额为100，则1930年为88.1%，1931年为89.5%，1932年为48.8%，1933年为38.7%，”[8]中国进口贸易额在这几年中急速降低。从1930年至1933年，外货进口份额减少了49.4%。其中日货输华占外货输华的比重从1930年24.98%减少到1933年的9.88%，降幅为15.10%。[9]与整个国家进口份额的降低幅度相比，日货进口降低份额仅占0.30%。简而言之，国人通过抵制日货所带来的日货进口数目降低有哪些用途，效果甚微。 同时，抵制日货作为一种经济行为，仍要遭到经济运行自己规律的制约。因为中国商品在水平和价格上仍旧没办法与日货相比，国货水平劣而价格高，日货水平优而价格低，从根本上决定了抵制日货行为的短暂性。同时民众的购买力有限，决定了群众只能凭一时气愤而不买日货，但时过境迁，他们仍会“择价廉物美者而购之”[10]29日货也势必会畅销。《申报》“倡导国货者所用尽皆宣传一类‘空虚方法’，并不曾努力于‘自制足代外货之货’。但‘审别美恶之常识，每人皆有。则一时感触于心而勉用不适合之国货，然久而久之不可以逃此优胜劣汰之公例’，是知其‘倡导之力不久也’”。

综上剖析，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量上对日货的进口形成了肯定的影响，产生其功用，但并没达到“动摇日本经济根基”[12]28，对中国国内经济腾飞也没起到“立竿见影”之效。因此，国人试图通过抵制运动达到“解决中日外交上之各种问题”的目的，势必很难达成。

4、结语

这次运动持续两年多，涉及商界、工界、学界、农民、常识分子、妇女、华侨等社会各阶层，范围几乎波及全中国。此次抵制日货运动很大的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，增强民族凝聚力，有益于民族品牌的自主革新和民族团结。在中国近代史上，“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方位化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期”。但与以往的任何时期如出一辙的是，此次运动并没达到预期的目的，1933年5月《塘沽协定》的签定，标志这次运动并没压垮日本经济，使中国崛起，非常快日本发动全方位侵华战争。